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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月28日,最高人民法院在京召開新聞發布會,對關于辦理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刑事案件有關問題的意見(以下簡稱意見)主要內容和特點作了解讀。
堅持綜合認定避免客觀歸罪
2019年出臺的《關于辦理非法利用信息網絡、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》(以下簡稱《幫信解釋》)等規范性法律文件,就涉“兩卡”(電話卡、銀行卡)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“主觀明知”認定等問題作出具體規定。《幫信解釋》第十一條明確了七種情形,包含六種具體情形和兜底情形。兜底情形為“其他足以認定行為人明知的情形”。此次意見進一步明確了對這一兜底情形的認定標準。
意見明確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可以認定為“其他足以認定行為人明知的情形”:非法提供電話卡批量插入設備,非法提供具有改變主叫號碼、虛擬撥號、互聯網電話違規接入公用電信網絡等功能的設備、軟件,非法提供批量賬號、網絡地址自動切換系統、批量接收提供短信驗證、語音驗證的平臺的;因涉詐等異常情形被金融機構、電信業務經營者、互聯網服務提供者采取限制、暫停服務等措施后,仍然實施有關行為的;事先準備應對調查的話術口徑的。
意見還規定,應在全面準確把握行為人是否“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”,是否“為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”提供幫助,行為是否屬于“情節嚴重”構成要件基礎上,綜合認定行為人是否構成幫信罪,并突出強調在涉“兩卡”幫信犯罪案件中,應先行查證流入資金中被幫助對象涉嫌犯罪金額等,是否達到被幫助對象實施的相關信息網絡犯罪的入罪標準,防止僅依據行為人的行為符合“情節嚴重”一項情形,即一概認定構成幫信罪,切實避免客觀歸罪。
堅持寬嚴相濟突出打擊重點
根據當前幫信犯罪日益職業化、組織化、隱蔽化、智能化趨勢,意見規定,辦案機關要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,做到該寬則寬,當嚴則嚴,寬嚴相濟,罰當其罪。對于組織性、職業性和跨境協同實施的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行為,以及實施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犯罪的組織者、策劃者、指揮者、骨干成員等,依法從嚴懲處;對于未成年人、在校學生,以及處于犯罪鏈條末端、情節較輕的人員,依法從寬處理,并分別對從嚴、從寬的具體情形予以明確,便于辦案人員準確理解適用。
堅持系統治理強化行刑銜接
意見規定,堅持懲治與預防相結合,辦案機關要堅持系統觀念、法治思維,強化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相銜接,充分發揮司法建議、檢察建議和公安機關監督管理工作的重要作用,加強與金融、電信、網信、教育行政、市場監管等有關部門協作,共同推動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犯罪的綜合治理。
幫信罪作為新型信息網絡犯罪,犯罪手法多,花樣翻新快,法律適用爭議大,而現有規范性法律文件的規定相對滯后,難以有效應對司法實踐的新變化新要求。意見就做好行刑銜接、落實職業禁止和禁止令、制發司法建議和檢察建議、開展法治宣傳教育等問題,細化了具體規則和落實措施。既要“抓末端,治已病”,更要“抓前端、治未病”,打好“組合拳”,做實幫信犯罪的綜合治理。
對涉案未成年人、在校學生依法從寬處罰
意見提出對涉案未成年人、在校學生依法從寬處罰的總體要求,設立“準確把握對未成年人等群體刑事政策”條款,規定對涉案未成年人應當堅持“教育、感化、挽救”方針,犯罪情節輕微的,一般應當不起訴或者免予刑事處罰;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,依法不作為犯罪處理,并規定對在校學生參照上述規定酌情從寬處罰。
意見還規定辦案機關應當積極開展法治宣傳教育,協同教育行政部門、學校做好未成年人、在校學生的教育管理和法治宣傳教育。這些規定為依法處理涉幫信等犯罪的未成年人、在校學生案件提供了法律和政策的支撐。
據介紹,對于不予刑事定罪處罰的未成年人、在校學生,絕不是、也不能“一放了之,不管不顧”,“不刑”不是“不管”,免刑并非免責。辦案機關要注重深挖徹查組織、利用未成年人、在校學生等群體實施犯罪的人員,依法嚴懲,絕不姑息。
